曹寅:《李子洲》青春叙事,连接当代价值,让烈士走出史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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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《李子洲》:历史正剧的“青春化”突围与“经典范式”的平衡之道
近期上映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片《李子洲》,以其清晰的叙事脉络、饱满的人物塑造和精妙的艺术手法,成功地将一位相对陌生的陕西革命先驱推至观众面前。影片通过“三个空间、四个阶段”的结构,勾勒出李子洲从北大求学到英勇就义的完整革命轨迹,并创新性地采用青春化叙事,试图与当代年轻观众建立情感连接。这一创作路径,与另一部近年广受好评的革命历史题材剧集《觉醒年代》形成了有趣的对观——两者均致力于挖掘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,却在叙事策略、艺术表达和受众连接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
## 叙事策略:线性传记与时代群像的异同
《李子洲》采用了经典的人物传记片线性叙事结构,以主角的生命轨迹为轴,串联起关键历史事件。这种“一人贯穿”的模式,使观众能够深入跟随主角的成长与转变,从进步青年到“陕北革命摇篮的缔造者”,最终成为坚贞不屈的烈士,人物弧光完整而清晰。
相比之下,《觉醒年代》则采用了更宏大的时代群像叙事。该剧以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创办与发展为主线,展现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胡适、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探索、碰撞与抉择。这种叙事不聚焦于单个人物的完整生平,而是通过多线索交织,呈现一个时代的思潮激荡与集体觉醒。
两种策略各有优劣:《李子洲》的深度聚焦使人物塑造更为饱满,尤其适合填补历史叙事空白;《觉醒年代》的广度展开则更能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思想的多元碰撞。前者适用于对特定先驱人物的深入挖掘,后者则更适合展现历史转折期的整体风貌。
## 艺术表达:意象隐喻与思想对话的差异
在艺术手法上,《李子洲》大量运用了文化符号作为革命精神的视觉隐喻——黄土高原、唢呐、石狮、油灯、向日葵等意象被精心编织进叙事中,以“润物无声”的方式传递主题。这种象征性表达,赋予影片浓郁的诗意与历史厚重感。
《觉醒年代》则更侧重于思想层面的直接对话与交锋。剧中大段关于主义、道路、国家前途的辩论,不仅没有显得枯燥,反而通过精湛的台词设计和演员表演,成为剧集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。它将抽象的思想史转化为具象的人物冲突与选择,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百年前那场思想启蒙的震撼力。
两者代表了革命历史题材的两种美学取向:《李子洲》偏重象征与隐喻,通过视觉语言传递精神内涵;《觉醒年代》则敢于直面思想本身,相信深刻的思想对话本身具有戏剧张力。前者更符合传统历史正剧的审美范式,后者则开拓了思想性剧集的新可能。
## 青春化叙事:连接当代的不同路径
值得注意的是,《李子洲》明确提出了“青春化叙事”的创作理念,试图塑造“充满青春气息的革命者形象”,以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。这种努力体现在角色塑造上,展现了李子洲作为知识分子、师长、学者的多元身份,以及台词中引用的富有感染力的金句。
《觉醒年代》的成功,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了“青春化”叙事的可行性——该剧在年轻观众中引发的热烈反响,恰恰是因为它展现了百年前那群革新者本身的青春特质:他们的激情、困惑、友谊与爱情。但《觉醒年代》的“青春化”更多是挖掘历史人物本有的青春面貌,而非刻意迎合当代审美。
两者的差异在于:《李子洲》的青春化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策略,旨在“连接当代价值”;而《觉醒年代》的青春感则源于对历史人物本真状态的还原。前者可能更易引发情感共鸣,后者则更具历史真实感。
##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挑战
两部作品都面临着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难题。《李子洲》在历史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,通过“史料梳理与艺术化呈现的平衡”,成功塑造了立体的人物形象。影片将李子洲定位为“播火者”、“奠基人”,最终升华为“侠之大者”的形象,这一过程既基于史实,也包含了艺术提炼。
《觉醒年代》同样在历史缝隙中进行了合理的艺术想象,如陈独秀与儿子的关系、鲁迅创作《狂人日记》的场景等,这些虚构情节不仅没有削弱历史真实感,反而让人物更加鲜活可信。
两者的共同经验表明:优秀的历史题材创作不必拘泥于史实的每一细节,而应抓住历史精神的本质,在关键事件真实的基础上,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加工,使历史人物“活”起来。
## 适用场景与创作启示
《李子洲》式的线性人物传记模式,特别适合挖掘那些史料相对有限但精神价值突出的历史人物。它通过集中叙事资源,能够深入塑造单个人物的完整形象,填补历史认知的空白。这种模式在地方革命史、先烈传记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。
《觉醒年代》式的时代群像剧,则更适合展现思想激荡、人物辈出的历史转折期。它能够通过多人物、多线索的叙事,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与多种可能性,适合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。
两部作品的成功,共同印证了广电总局提出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向:历史事件要讲得具体细致,历史人物要塑造得立体丰满,革命精神要开掘得深刻丰厚,历史真实要把握得坚实可据。无论选择何种叙事策略,最终都要回归到对历史本身的尊重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索。
## 结语:多元路径下的精神传承
《李子洲》与《觉醒年代》代表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两种有效路径:前者通过聚焦个体生命史,以象征性艺术语言和青春化叙事,让一位相对陌生的先驱走进当代观众视野;后者通过展开时代思想史,以密集的思想对话和群像塑造,再现一个觉醒时代的整体风貌。
两者殊途同归,都成功实现了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,证明了革命历史这一“精神富矿”的永恒魅力。它们的经验表明:重大主题创作既需要《李子洲》这样深耕地方历史、填补叙事空白的努力,也需要《觉醒年代》这样敢于直面思想交锋、创新表达方式的勇气。
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,既需要为英雄立传的专注,也需要为时代画像的宏阔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不断推出更多“历史真实把握坚实可据、革命精神开掘深刻丰厚”的优秀作品,让红色基因在多元艺术表达中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