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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无声的惊雷与有声的呐喊：《震耳欲聋》与《健听女孩》的平行对话
2023年国庆档，一部名为《震耳欲聋》的国产电影以黑马之姿闯入公众视野。这部以听障群体权益为核心、改编自真实律师案件的影片，不仅实现了票房“倒挂”，更在题材和视角上实现了突破。有趣的是，两年前，一部同样聚焦CODA（聋人家庭中的健听子女）题材的美国电影《健听女孩》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。这两部看似遥远的作品，却在主题选择、叙事策略和社会功能上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与互补。

## 表层相似：题材交汇处的共同关怀
《震耳欲聋》与《健听女孩》最直观的相似，在于它们都将镜头对准了听障群体及其家庭生态。

**家庭纽带的共同聚焦**：两部影片都以CODA为核心人物——《震耳欲聋》中是律师李淇，《健听女孩》中是热爱歌唱的高中生露比。他们都身处健听与听障世界的交界处，既是家庭的“翻译官”与桥梁，又承受着双重身份带来的撕裂感。这种设定天然地创造了戏剧张力，也让观众得以通过一个“中介者”的视角，进入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世界。
**现实主义的创作根基**：两部作品都扎根于现实土壤。《震耳欲聋》直接改编自张琪律师代理的真实房产诈骗案，而《健听女孩》虽改编自法国电影《贝利叶一家》，但其对聋人家庭日常的刻画同样细致入微。这种现实主义底色让两部影片都超越了简单的“残疾叙事”，触及了更普遍的家庭关系、代际沟通与个人成长命题。

## 深层差异：叙事路径与价值导向的分野
尽管题材相似，但两部影片在叙事策略、矛盾设置和价值表达上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

**个人成长与社会正义的路径选择**：《健听女孩》本质上是一部成长电影，矛盾核心是个人梦想（露比的音乐追求）与家庭责任（作为聋人父母的“耳朵”）之间的冲突。影片的高潮是露比在伯克利面试时用手语同步“演唱”给台下父母“听”的动人场景，解决的是**家庭内部的情感沟通与和解**。
而《震耳欲聋》则是一部社会问题剧，矛盾从家庭内部转向外部社会结构。李淇面临的不仅是身份认同困惑，更是制度性不公与群体性压迫。影片的高潮是法庭上的慷慨陈词，解决的是**社会正义与群体权益的伸张**。如果说《健听女孩》是内向的、情感性的，《震耳欲聋》则是外向的、行动性的。

**视角重心的微妙偏移**：《健听女孩》虽然以露比为视角人物，但影片对聋人父母（特别是父亲）的内心世界给予了充分尊重与呈现，聋人群体的主体性较强。而《震耳欲聋》虽以CODA李淇为叙事枢纽，但正如影评所指出的，影片实现了“从写事到写人”的转变，不仅呈现听障群体的困境，更关注他们的“情感与欲望”。不过，李淇作为“调停者”的角色定位，仍在一定程度上将听障群体置于“被观察”、“被代言”的位置。
**美学风格与类型融合**：《健听女孩》延续了家庭剧情片的温和细腻，如一首抒情诗；《震耳欲聋》则大胆融入了金融犯罪、悬疑推理等类型元素，节奏紧凑、戏剧冲突强烈，如一部社会惊悚片。这种差异既源于文化语境，也源于创作意图的不同。

## 优劣互见：两种模式的价值与局限
**《健听女孩》的优势与适用场景**：

– **情感普适性强**：个人梦想与家庭责任的冲突具有跨文化共鸣，易于引发广泛共情
– **人文关怀细腻**：对聋人家庭日常的平静呈现，避免了“奇观化”或“悲情化”陷阱
– **适合场景**：适合作为大众了解聋人文化的“软性入口”，用于教育、家庭观影或跨文化传播
**局限**：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触及相对有限，更偏向个体解决方案（个人奋斗与家庭理解）
**《震耳欲聋》的优势与适用场景**：
– **社会批判力度强**：直指房产诈骗等具体社会问题，具有现实干预意识
– **类型创新价值**：拓展了现实题材的叙事边界，增强了可看性
– **适合场景**：适合引发公众对特定社会议题的关注与讨论，具有更强的社会动员潜力
**局限**：类型元素的加入可能稀释主题的纯粹性；CODA视角虽创新，但听障群体的主体发声空间仍可进一步拓展
## 镜鉴与互补：构建更完整的叙事生态
《健听女孩》与《震耳欲聋》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共同勾勒出听障题材创作的多元可能。前者告诉我们，残疾叙事可以不必总是悲情与苦难，也可以是关于爱、音乐与成长的温暖诗篇；后者则提醒我们，艺术创作不应止于个体情感的抚慰，更应有直面社会不公的勇气与锋芒。
在中国语境下，《震耳欲聋》的出现尤其值得珍视。它标志着我们的现实题材创作正在向纵深发展——不再满足于呈现问题，而是尝试通过类型化叙事、复杂人物塑造和视角创新，让社会议题产生更广泛的共鸣与影响力。影片中“水浒卡”这一隐喻线索的精妙运用，李淇从“林冲”到“宋江”再到“武松”的心路转变，正是这种创作深度的体现。
然而，这两部影片也共同揭示了一个尚未完全突破的局限：听障群体自身作为**叙事主体**而非**叙事客体**的作品仍然稀缺。无论是CODA的视角，还是健听律师的视角，本质上都是一种“代理叙事”。未来的创作或许可以期待更多由听障创作者主导、真正从听障者内心世界出发的作品。
## 结语：无声世界的多元回响
从《健听女孩》的家庭琴房到《震耳欲聋》的庄严法庭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人文关怀的两种不同表达。前者如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人们对聋人文化的认知；后者如惊雷震耳，试图以戏剧之力撬动现实的结构。
这两部影片的成功证明，优秀的少数群体题材作品完全可以超越“小众”标签，成为引发大众共鸣的文化现象。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更健康、更多元的叙事生态：既有温柔注视个体内心的微光，也有勇敢刺向社会问题的锋芒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震耳欲聋》在中国电影谱系中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好故事，更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可能——现实题材可以通过类型化、商业化而不失深度的方式，在票房与口碑、社会价值与艺术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当电影银幕上响起这声“震耳欲聋”的惊雷时，它唤醒的或许是我们对身边那些“无声世界”长久以来的听觉麻木，以及一种更为迫切的社会倾听意愿。